志愿服务组织管理如何守住“规范”底线 释放“活力”上限？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作出“发展志愿服务，加强志愿服务组织管理”的重要决策部署。志愿服务组织管理如何既守住“规范”底线，又释放“活力”上限？《中国志愿》杂志邀请部分地方党委社会工作部相关负责人、地方志愿服务联合会相关负责人、专家学者、志愿服务组织负责人，围绕志愿服务组织党建工作、内部治理、建设发展等内容，开展对话交流。
对话嘉宾
陈 军 陕西省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
杜玉松 山东省委社会工作部四处处长
章建云 江西省南昌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市委“两新”工委书记
魏 然 福建省厦门市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
杜 丹 黑龙江省志愿服务联合会秘书长
裴保顺 河南省郑州市志愿服务联合会会长
顾建国 浙江省湖州市志愿者联合会常务副会长
田 丰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张祖平 上海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谭建光 广东省团校（广东青年政治学院）教授
傅 强 长沙市雨花区群英公益发展促进中心理事长
杜灿灿 成都高新区爱有戏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
地方在志愿服务组织监管中遇到了哪些问题？未来在地方立法或政策层面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完善或细化？
陈军：当前监管主要面临四方面挑战。首先是监管覆盖不均，大量未登记的社区志愿服务团队长期处于监管盲区，其服务质量和安全难以保障。其次是基层监管力量薄弱，区县、街道普遍缺乏专职人员，形成“小马拉大车”的困境。再次是数据壁垒问题，各部门与信息平台间未实现数据互通，影响精准决策。最后是风险防范机制不健全，人身伤害责任界定模糊，对侵害服务对象权益等行为缺乏预防措施。
建议从四方面完善：一是推行分类分级监管，根据组织规模、风险等级等实施差异化监管。二是细化关键环节标准，明确志愿者管理、服务协议、培训体系等规范。三是建设全国统一信息系统，推进数据对接，实现全流程智能管理。四是健全风险防控体系，厘清法律责任边界，探索设立志愿服务风险保障基金。
杜玉松：志愿服务组织快速发展带来监管难题。一是组织形态多样，既有正式登记的组织，也有社区自发团队和网络平台注册队伍，其设立注销随意性强，管理水平参差不齐。二是法律支撑不足，现有条例对隐蔽性违规行为缺乏有效查处手段，约谈、封号等处罚措施威慑力有限。
建议从立法层面重点突破：首先要明确志愿服务组织的权利义务和监管机制，为监管提供依据。其次要建立弹性监管机制，在保证组织活力的前提下实施精准化管理。最后要完善执法协作体系，提升对新型违规行为的发现和查处能力，维护志愿服务领域的良好生态。
志愿服务组织管理涉及很多部门，如登记部门、主管部门，如何更好地落实监管职责，形成工作合力？
陈军：要形成高效协同的监管体系，关键在于明确职责、强化统筹。党委社会工作部应发挥牵头抓总作用，构建“党委领导、部门联动、群团协同”的工作格局。
建议从三方面推进：一是明确权责分工，由党委社会工作部门定期召集协调会议，厘清各部门职责——民政部门负责组织登记与评估，教育、卫健等行业主管部门加强业务指导，共青团系统发挥青年志愿者工作主力作用，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则将其纳入精神文明考核体系。
二是建立联合激励制度，统筹民政、人社、教育、金融等部门资源，将志愿服务时长与积分落户、子女入学、信贷优惠等社会优待政策适度挂钩，强化正向引导。
三是实施失信惩戒，建立志愿服务组织及志愿者黑名单，对违法违规主体在政府采购、资格认证、评优评先等方面予以限制，形成监管合力。
杜玉松：落实监管职责需要构建多元共治的治理体系。山东的做法是从三个层面推进：首先是强化党建引领，确保正确发展方向，通过建立志愿服务组织联系点、支部联建共建、开展党建培训等强身健体、提质增效。
其次是健全制度保障，印发了《关于加强志愿服务组织管理的若干措施》，强调压实志愿服务组织监管责任，理顺志愿服务组织管理体制。提出建立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行业组织和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参与，行政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有机结合的监督管理机制；坚持“谁主管、谁负责”，实行双重管理的志愿服务组织由其业务主管单位承担监管责任。
最后是发挥行业组织作用，健全各级志愿服务联合会、协会，制定行为规范，构建“标准引领、信用约束、协同监督”的自律体系。特别要联系凝聚那些未登记但具有影响力的志愿服务队伍，引导其加强自我管理，实现健康持续发展。
章建云：南昌市探索建立“服务式管理”模式，通过三个关键举措实现协同治理：一是建强机制。将健全新时代志愿服务体系纳入市委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工作职责。通过制定《南昌市健全新时代志愿服务体系具体措施及分工方案》等文件，专节细化志愿服务组织培育管理举措，并建立市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和志愿服务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制度，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牵头抓总，40家市直部门协同配合，明确责任分工，形成工作合力。
二是规范管理。联合市民政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志愿服务组织规范管理的具体措施》，聚焦登记注册、信息公开、项目实施等关键环节，建立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等多元主体参与，行政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有机结合的监督管理机制。同时深入开展志愿服务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通过联合调研、公开征集问题线索等方式，对全市志愿服务组织进行“全面体检”。
三是整合资源。充分发挥市县志愿服务联合会对社工机构和志愿服务组织的联合、引领、服务、促进作用；通过县区志愿服务指导中心，为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们提供资金支持、资源共享、骨干培训、项目策划、孵化培育等多方面的服务。同时与南昌大学、市委党校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建人才智库和研究基地，形成“管理促服务、服务强管理”的良性循环。
魏然：厦门的做法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强化组织保障，完善厦门市志愿服务工作协调机制，成员单位从22家增加到56家。细化《厦门市关于健全新时代志愿服务体系的若干措施》，强化组织监管，推动形成“党建引领、分工明确、全程监督、协同高效”的管理模式。
二是深化基层联动，构建“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道党小组—党员志愿服务队”四级联动网络，实现监管与服务在基层有效融合。
三是推进行业协同，发挥新兴领域党建联席会议作用，引导行业主管部门整合资源，推动组建122支志愿服务队伍，发布143项服务清单，形成“行业监督+自律管理+社会评价”的综合治理体系。
此外还通过分类指导、差异化管理以及建立“需求收集—项目孵化—成效评估”的全流程闭环机制，提升监管的精准性与实效性。
一些志愿服务组织出现违法违规行为会受到哪些惩处？监管如何从“事后处罚”转向“事中服务”和“事前引导”？
田丰：按照《志愿服务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志愿服务组织出现违法违规行为，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的，需要予以没收，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1倍以上3倍以下或者违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各级各地党委社会工作部门会同民政、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做好志愿服务组织的联系、监管，建议主要做到以下七个方面：一是规范志愿服务组织的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和理事会的监督作用；二是培训基层志愿服务工作者，帮他们厘清志愿服务活动内容的边界；三是志愿服务组织的摸底调查，提前排除违法违规的隐患和苗头；四是推动志愿服务队伍的注册，依法依规进入政策监管体系；五是完善志愿服务活动的报备，避免利用活动骗取信任；六是严格志愿服务项目的管理，避免项目资金违规被套用；七是加强志愿服务经费的监管，收费必须进入对公账户。做好以上七点，能够改善事后处罚的被动局面，实现对志愿服务组织依法依规运营的事前引导和事中服务。
杜灿灿：首先要区分三种情况：一是真正的志愿服务组织因经营不善难以为继；二是其他组织打着志愿服务旗号进行圈钱牟利；三是因不了解法规而无意违规。目前问题最突出的是第二种。
我的建议是建立全链条监管机制：事前，要严格注册审查，增设规范必修课，要求法人代表和核心成员完成基础法规学习；事中，要加强日常监管和抽查，对组织属性、业务范围不符合要求的立即要求整改；事后，建立动态白名单机制，优选通过考核的5A级组织向社会推荐。
同时要疏堵结合：一方面加强对公众的教育，提高识别能力；另一方面政府部门要提供更优质的志愿服务供给，让群众“有得选”。
如何更好地发挥志愿服务联合会在引领、联合志愿服务组织方面的作用？
裴保顺：更好地发挥志愿服务联合会作用，需坚持“重视支持”与“自主到位”并重。当前志愿服务组织存在“小、散、弱”等问题，联合会作为枢纽型组织，应成为志愿服组织管理中的“第三种力量”。
建议从四方面着力：一是强化自身建设，推动建立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明确联合会在党建引领、行业联合、政策转化和信息协同方面的核心职能，使其成为“主阵地”和“主引擎”。
二是完善支持保障，联合会运行需要多方面的支持保障，其中最主要的是资金保障。一方面要鼓励联合会依法多元筹集资金，争取、整合、利用社会资源；另一方面要加大财政对联合会运行的基本资金保障力度，支持联合会的正常运行，防止过度依赖社会资金对联合会在志愿服务组织的自律、管理中形成公信力冲减、权威性削弱。
三是聚焦引领职责，通过组织建设、理想信念教育和跨领域联合，实现对志愿服务组织的思想引领和发展引领。
四是提升专业服务能力，精准解读政策、研制行业标准、建设信息平台、开展专业培训和行业评估，为组织提供全方位数智支撑和专业赋能，助推志愿服务组织发展走向规模化、规范化。
顾建国：围绕更好发挥联合会引领、联合作用，我们重点从三个方面深化实践：
一是加强培训引导，提升政治站位。要常态化组织志愿者骨干政治理论学习和业务培训，使志愿服务成为贯彻落实中央和地方党委、政府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之一。
二是加强宣传推广，弘扬志愿精神。我们及时宣传优秀志愿服务组织和先进典型，讲好湖州志愿故事，创新推出具有地域特色的志愿文创产品，持续扩大志愿服务的社会影响力和感召力。
三是加强资源整合，凝聚服务合力。作为全市志愿服务组织的“娘家”，我们积极搭建资源共享平台。一方面主动对接爱心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实施全流程透明化管理，为优秀项目提供稳定资金支持；另一方面推动志愿服务组织与社区、高校、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实现项目共建、活动联办。通过打造“湖州志愿者”云平台，实现服务需求与供给精准匹配，有效破解资源碎片化难题，构建起共建共享的志愿服务生态圈。
杜丹：结合黑龙江省实践，我们认为联合会要发挥好作用，必须做好以下四个方面工作：
一是强化政治引领，建设主阵地主场景。我们针对不同社区特点精准设计服务内涵。在退休老职工集中社区开展“守望尊严”活动，在条件困难的小区开展“守望担当”行动，在外来务工社区推动“守望关爱”服务等。通过构建以社区志愿服务工作站为核心的组织体系，把广大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组织周围，使社区成为志愿服务的主阵地。
二是破解管理难题，提升组织活跃度。针对“沉淀团队”这一顽疾，我们连续组织10场网络培训，建立月度通报机制。经过半年努力，全省地域类组织动员率从6.6%提升至28.04%，活跃团队从2423个增长到8315个。
三是创新激励保障，增强组织凝聚力。构建完整的激励体系：开展评选表彰树立典型；实施星级评定机制，目前全省星级志愿者达144.6万名；推行年度嘉许制度，最高年份获奖73.88万人。同时，为注册志愿者办理意外保险，逐步完善保障体系，消除志愿者后顾之忧。
四是加强自身建设，提升服务效能。开展“讲大局、讲体系、讲效能、讲团结、讲奉献”活动，强化联合会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通过提升站位、深度思考，围绕志愿服务体系建立和发展创新，赢得党委社会工作部门和全省各级组织的信任，为志愿服务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我们深刻认识到，只有做好“服务”这个前提和关键，才能真正实现“联合”聚拢组织、“引领”发展方向、“促进”事业进步的目标。
除了服务时长，如何监管和评估志愿服务的“社会价值”与“影响力”？对于难以量化的服务，如何避免“唯数据论”？
张祖平：评估志愿服务价值，首先要看它解决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要从三个维度考量：微观上，要对服务对象本人和家庭具有重要性，是影响其发展的重要问题；中观上，要有利于增进社会团结和稳定；宏观上，要符合国家发展需要。
在评价方式上，我主张“以服务评价为主、服务时长为辅”。重点考察服务后服务对象的生活面貌、身体状况等发生的积极改变。时长可以作为不同项目间的公约数，但不能“一刀切”，比如专业医生义诊和普通服务的价值就不同。
谭建光：我们在基层调研发现两种人很难用单纯计时来覆盖：一是社区农村的老人和妇女，不熟悉网络操作；二是高端人才，只能利用碎片化时间提供智力支持。
在志愿时长的监管和评估之外，建议建立全国系统与基层的多渠道联系，抓取典型服务案例进行褒奖或剖析。我们曾经提出建立相关机制，鼓励各地方、各组织探索多样化的志愿计事管理激励形式，对零星服务、技能服务等进行记录，在小范围内认可激励。探索出有效的经验之后，逐级上报适时推广。基层探索即使出现偏差也容易调整，能为各地积累经验。
如何避免志愿服务作假？如摆拍、买卖证书和时长等？
张祖平：治理作假需要三管齐下：一是研究优化强制性志愿服务要求，比如对高中生统一要求服务时长，容易催生买卖动机；二是完善信息平台，通过信息平台增加信息透明度，把问题消化于无形之中；三是健全法治，将造假行为计入信用负面清单。
谭建光：解决造假的关键是“严厉查处+改变‘一刀切’思维”。查处重点应针对违规组织，建议主管部门要联合征信、司法部门处罚，并广泛通报处罚情况，形成震慑。
更重要的是改变思维：政府和单位推出志愿服务激励措施时，不能只看时长，要对有特别服务贡献的志愿者同样激励，营造真正以参与为荣、以服务为乐的氛围，而不是盲目追求时长。
社区志愿服务组织从孵化、管理到发展不同阶段的管理，您有哪些经验或建议？比如怎么避免管理要求限制了新生组织发展？
傅强：社区志愿服务组织是基层治理的宝贵财富，管理的目的不是限制，而是引导其规范健康发展。针对不同阶段，我建议采取“陪伴共商”模式：在孵化阶段，要区分“标准动作”与“自选动作”，明确底线红线，同时给予创新空间。我们将行业政策法规整理成易懂资料，组织学习领悟，并在注册时同步推动建立党支部，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在管理阶段，对新生组织要包容其“激情有余，专业不足”的特点。对踩红线问题坚决处理，但对能力不足造成的失误，要以鼓励态度指导纠错。我们搭建平台让新生组织与优秀组织交流，通过观摩学习节约试错成本，拓宽资源路径。
最重要的是实现从单向管理到共同成长的转变，让组织感受到被尊重、被需要，这样才能既守住规范底线，又释放创新活力。
杜灿灿：我们从2011年开始社区组织孵化培育，总结出“七步骤”，社工全程陪伴但角色不断转变：初期是动员教育的使能者，中期转为组织建设和资源对接的协助者，后期成为评估激励的观察者，最终发展为优化提升的研究者。
进阶标准不仅看时间周期，更看重具体维度：任务认领的主动性、完成质量、成效成果，以及人员在思想认知上的转变。大部分组织一年内就能成长起来，但也有个别需要两年时间——曾经有个组织负责人能力很强，但志愿服务理念认知一直达不到要求，我们坚持陪伴直到达标。这种精细化培育，就是要确保孵化出的组织真正扎根社区、服务社区。
您在组织成长中遇到的最大内部挑战是什么？是怎么解决的？
傅强：“长沙群英”会最大的内部挑战是找准组织定位。我们经历了从“想做什么做什么”到“能做什么做什么”，再到“该做什么做什么”的艰难转变。
起步时公信力不足是首要难题。例如我们，政府部门通过调研评估后给予支持，推荐我成为市政协委员，这种支持对初创组织至关重要。组织核心团队要以需求为导向钻研专业，不能只求表面热闹。志愿服务组织不仅要奉献爱心，更应有配合党委、政府为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当通过志愿服务项目能切实回应百姓需求，社区志愿服务组织就能获得社区群众和党委、政府同频点赞，组织内部凝聚力和信心也会随之增强。
如何避免“人一走，组织就散”的情况，实现长久、健康的发展？
傅强：关键要建立核心团队。志愿服务组织不是创始人的“私产”，但很多组织把公益光环和指挥权过度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既危险又抑制活力。我们坚持在共同愿景下，让核心团队分工协作、同心同行。当组织不再依赖某个个人，而是依靠制度和文化运行时，就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来源：《中国志愿》2025年第10期）
